我在一个雨后的暑日抱了笔记本一边写作,一边等我的朋友,在新加坡金沙赌场大厅出口的咖啡座里。金沙酒店永远是中国游客的最爱,这里有赌场、有各种大牌奢侈品店,还有无边泳池和只要刷筹码积分就能入住的房间。   我的身边人来人往,有西装革履的名流即视感的男人,也有蓬松着一头茂盛的大卷发,穿着无袖大花紧身连衣裙,大面积敞露小麦色肌肤的南洋女人。我没有进到赌场里,但我能想象出筹码倒在丝绒桌面上的轻微声音,和周遭不动声色或七情上面的赌徒脸庞,还有扎着高马尾、穿着黑色丝绸衬衫,画着艳色口红走来走去的赌场女公关。这是属于他们的纸醉金迷的南洋。   我的南洋,则是这里大多数中产阶级生活的样子。穿着优衣库的运动服、踩着青草的露珠在对面属于印尼的东部海边公园慢跑,上班路上经过郁达夫和王映霞这一对怨偶分手的南天大酒店,放空的时候去利苑吃早茶或者去网红西餐厅打卡brunch,在牛车水买中国商品时忽然听到邓丽君旖旎的歌声,或者在周末临时去附近的小岛上做一下spa,在对着泳池的露天咖啡馆里发一会儿呆。   相比于大马、越南、菲律宾等其他南洋国家,新加坡拥有极强的发达国家风格,它是一个秩序、整洁、都市化的花园国家,以严格、有效的国家管理成为世界标杆。这一个小小的岛国借助于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异军突起,但在某种程度上,还是完美保留了殖义时期的南洋风格,那一种的、溽热的、带着荷尔蒙分泌的。   来自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里冲撞,于是新加坡努力平衡着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中式与西式的文化。从传统的中式价值观而言,女性的被保护地位,通过一本《妇女宪章》(婚姻法)达到了某个高度,简而言之,《妇女宪章》就是保护旧式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地位,第一维度是为离婚创造各种法律意义上的“障碍”,第二维度则是设定离婚后的行事规则,比如前夫必须负担前妻直至下一次婚姻前的赡养费。所以,在这一制度下,家庭主妇的地位是极受尊重的。她们负责专职养育小孩,雇佣月薪在3000-5000元人民币不等的菲佣,在料理完家务之后,换上一条连衣裙、涂上艳粉色的口红,出门喝喝咖啡、逛逛超市。   西式的文化价值观则在另一个层面上浸淫着这一个国家,新加坡推崇男女平等的精英教育,绝不允许女童主动或被动失学。这儿的新一代女性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、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,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喜欢攻读专业类课程,优先选择的职业是医生、律师和金融分析师,专业人士的职业路径颇受尊重。   我很喜欢我的医生Dr. chua,她拥有我所欣赏的女人所有的样子。她年近50,瘦的像一个香港女人,经典的bob头,钻石耳钉,和我一样经常戴男式手表,着艳色套装。作为新加坡的著名妇产科医生,她在繁忙工作之余,竟然生育了5个孩子。她是第二代移民,从英国留学回来后,先在公立医院熬了将近十年的资历,便和朋友合伙开诊所,冷静果敢、气场强大。这是我穷一生之力无法达到的境界。   以旅居者的视角仔细看去,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带上了坚韧、勇敢的别样风情。如果说在高压的都市生活里,香港女人们还有“揠生活”一说,那么,在房价相对企稳、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新加坡,女人们对于生活的尊重和热爱,大多是自驱的,主动的。女人如何面对漫长的一生,一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,物化自我的年轻可爱固然能够带来某个阶段加持的红利,但在经历爱与痛,享受生活之吻后,依然拥有自主选择的能力,这是命运所能馈赠的慷慨礼物。   我在曾经的一篇专栏里描述过这样的生活——在物质层面上,贯彻极简主义者的一切原则:将繁琐的对于食物、穿着以及其他的生活观念,切实落实到味千拉面、优衣库以及红眼航班这些务实的平价消费品之上。断断续续在新加坡住了几年后,我感知到,这便是大多数新加坡国民对于生活的成熟观点。任何的爱好和消费,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,而不是出于虚荣和为了证明自己。   不同于在乌节路或者来福士商场抢购大牌的游人,本地人的“国民标配”是大裤衩和人字拖。大多数新加坡人,在时尚上放弃了自我,以追求舒适为主,但在追求个人爱好、充电培训或者孩子的教育上都会投入不菲的金钱。我常常遇见在乐器中心自得其乐打鼓的白头发老年人,学费大约是一个月3000新币。再比如一家早教中心,三个月每天三小时的幼儿培训,大约需要5000新币。   我曾做过一个社会实验。几个月前,我决定执行“断舍离”的三清政策,从几百条裙子里,找了一批波西米亚风,设计精美,质量过硬,适合办公室、或者旅游度假、下午茶等各色场合的衣裙,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,在二手app挂牌。我的二手顾客里,有金融行业的华人分析师,也有带着几个孩子的马来妈妈,还有在机场工作的斯里兰卡移民。我和我的新加坡朋友阿花聊天,她对我说,和中国相比,新加坡的二手市场更为实效和发达,在本地的几个二手app上,最好卖的依次是电器、婴儿用品,还有运动装备。   对于物质的淡漠,和对其极尽其价值的使用。这是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发展中出现的“低需求”倾向。在威廉·曼彻斯特的史诗级巨著《光荣与梦想》中,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的“低需求”经济进行过细致入微的刻画。发达国家往往熟稔经济发展的曲线定律,人们早已习惯了未雨绸缪。在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,中产阶层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,直线坠落,富豪们捂紧了钱包,却也挡不住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。稍稍幸运的是蓝领们,因为不管经济如何变化,人们总得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,于是这些致力于服务业的人们本就过着消费水平不高的生活,相对受到的心灵上的冲击还能勉强承受。   直到今天,美国人依然保留着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某些“低需求”习惯。大多数普通的美国家庭,在衣着上不太讲究,一件旧T恤穿上几年也并不在意;在吃上,更是汉堡加可乐,管饱就成;他们最快乐的事情,大约是一家人开着敞篷车享受公路旅行。这和发生在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有相似之处。   很多年过去了,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样子。开车行驶在新加坡寸土寸金且清洁有序的市中心,经过现代都市风格的商场Mall,经过颜色雅致、排列整齐的住宅小区,也经过殖义风格的矮矮的黄黄的老式店铺,拥有深浅不一的肤色的人们在新加坡河边来来往往,前半生写在他们的脸上,后半生便纠缠南洋的这一抹小小的岛屿之上。